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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

时间:2019-12-02 03:0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作为最早开展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

  【摘要】作为最早开展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作者简介】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云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有关现代原住民的田野调查,中国学者当以林惠祥为最早,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就指出,林惠祥是“中国科学家研究高山族的轫始”。林惠祥1929、1935年两次田野调查之行,不仅留下了最早的一部关于原住民的民族志报告,而且也为后来的族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丰富的民族标本资料。在现有早期原住民民族志资料部分中,相较于文字记载而言,影像资料要少得多,尤其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原住民早期影像记录并不多见,目前所能看到的主要是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西方人所拍摄的影像记录。十分难得的是,林惠祥的两次田野调查都拍摄了不少原住民社会生活的照片。这些极其珍贵的田野摄影资料,除了一部分收录到他所著《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外,还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而且很少为人所知。今人透过林惠祥的这部分原住民影像作品,不仅可以感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同时也可从学术史上揭示第一代中国人类学者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借助摄影这一视觉中介来呈现边陲族群文化的,并进而反思田野摄影与人类学家、族群文化展示之间的复杂关系。

  照相机在19世纪中期的发明,与现代人类学的发展几乎同步,由此也给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20世纪初便携式照相机的出现,使得摄影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中越来越普遍。人类学家使用影像记录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面对的族群及其文化形态,而且也拍摄记录那些从田野中采集到的各类标本。可以说,摄影成为早期人类学调查凭借和必须掌握的一种收集、记录民族志资料的重要辅助手段。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著名田野工作手册(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就已经十分重视摄影的运用,并将之作为田野调查的一项基本技能,其田野摄影方法也被当时的殖民地人类学调查广泛采用。曾经对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族志调查起到重要作用的英国殖民地官员马恩(E.H.Man)在其有关安达曼岛人的田野考察中就采用了上述皇家人类学会田野工作手册的摄影指导方法,拍摄了大量的安达曼岛人影像。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西方开展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无一不将摄影作为民族志资料搜集的辅助工具。例如1898年哈登开展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无一不将摄影作为民族志资料搜集的辅助工具。例如1898年哈登(A.C.Haddon)所主持的著名的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探险考察就开展了相当多的田野摄影工作,而里弗斯(W.H.R.Rivers)在其后的托达人(the Todas)的研究中,也广泛使用了摄影来记录当地人的社会文化图景。

  林惠祥开始对原住民进行田野工作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候也是西方人类学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专业田野调查被放置在学科中心的位置,强调对研究对象社会结构文化进行精细的观察与分析,田野摄影作为民族志调查的一项必要内容而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人类学家除了试图利用摄影来展示文化的差异性之外,也为田野工作创造了一种民族志在场(ethnographic present)的证据。田野摄影作为一种提供可靠的科学资料的手段,与民族志研究者笔下的观察文本一样,成为建构民族志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综观此时期的经典民族志作品,都把田野摄影作为一种展现他者文化事实的技艺,甚至马林诺夫斯基还被认为是同时代在民族志文本中最频繁使用摄影插图的人类学家之一。

  几乎与林惠祥赴调查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da)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巴厘岛和新几内亚地区开展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民族志创新计划,其宗旨是探寻摄影与摄像如何能更好地发挥民族志的主要记录媒介功能。如前所述,此前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广泛运用摄影,但它基本上仍是作为一种民族志辅助角色而存在,发挥的是一种类似文化插图的功能,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则开始创新地将摄影作为呈现民族志主题的首要记录设备。米德的摄影被认为是一种颠覆性的民族志记录方式,因为在米德的民族志摄影实验中,田野摄影被视为一种能够有效地帮助分析、诠释研究者试图探寻的文化模式的核心手段。米德的民族志摄影实验在人类学学科史上是十分可贵的一种方探索,使得摄影能够超越民族志调查的辅助角色而成为田野工作的主体角色,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田野过程中摄影与民族志关系的思考。时至今日,随着影像技术的成熟化与视觉人类学的兴起,用多元视觉手段来记录文化已是当代人类学广为接受的一种方法,影像民族志也已蔚为潮流。

  然而,在米德的田野摄影创新实验之前,与当代借助镜头来记录文化的视觉人类学家不同,早期的人类学家在拍摄研究对象时,显然秉持的是相对传统的观念与手法,由此使得这一时期的田野影像传递出的往往是一种带有古典人类学气息的意象,并成为凸显土著民族图式的“原始”资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寇蒂斯(Edward S.Curtis)的北美印第安人影像作品,它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用以探讨“消逝”的印第安族群文化的重要民族志资料。近年来,在殖民反思与文化表述的热潮中,有关西方之外世界的认识与描述成为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题,西方如何表述他者抑或他者如何被西方表述,这类问题在萨义德《东方学》之后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热门议题。由于相当多的早期人类学研究对象都是与西方世界相对应的所谓非西方族群,他们常常被视为是一类无法表述自己而只能被表述的对象,因此其被表述的过程就成为当代民族志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作为与殖民扩张和他者文化展示密切关联的人类学影像自然而然地成为主要的研究资料。一些收藏早期人类学者在世界各地田野调查中拍摄的大量相片的重要人类学、民族学机构或博物馆,也越来越重视这部分民族志摄影资料的研究。如198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著名的卡鲁斯·基尔本堪基金会(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的资助下,开始整理、研究皇家人类学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摄影收藏(photographic collection)。上述米德等人的巴厘岛土著人摄影也已经成为大洋洲人类学的重要考察内容。

  摄影术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逐渐在社会上得到应用,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工具。作为第一代的人类学者,显然林惠祥也十分重视摄影在田野工作中的运用,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学习过摄影术,一个典型的证据是我们在其留下的遗物中,发现有一册他学习摄影的手抄本,上面记录了有关摄影的专业知识与要点。而从其本人的摄影作品来看,质量也颇上乘。也许因为其擅长民族志摄影,1931年,当林惠祥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时,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曾在拜会时任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际,将其所主持的四川峡防少年义勇队在西南彝族地区所采集的一批民族标本赠送给民族学组作为研究和陈列展览的资料,林惠祥就被指派负责整理这一批珍贵的彝族标本。他对这些彝族标本加以一一摄影,撰写了《倮标本图说》一稿,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辑刊》上。从这部较早的西南彝族民族文物图像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林惠祥的田野标本摄影已经具备相当高超的水平。可以说,与上述西方早期人类学家一样,林惠祥作为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所开展的田野摄影,同样具有用镜头解构文化的时代意义。通过考察这样一个娴熟掌握摄影术的人类学家在原住民村社的早期田野摄影工作,我们可以探讨原住民族群景观是如何被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的镜头所呈现与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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